北大教授:健康码彻底退出势在必行 已是大势所趋了

作为一种将数据、技术和政府权力深度集合的疫情防控应用系统，健康码将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，是技术权力与国家权力深度融合的典型样本。近三年来，“亮码”“扫码”成为生活常态，“黄码”“红码”“弹窗”也成为很多人焦虑不安的生活体验，今后无疑也将成为最深刻的全民集体记忆。

应当承认，在这一特殊时期，健康码以其技术与权力的强强联手，提高了疫情风险防控的国家能力；但随着疫情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，健康码彻底退出已是大势所趋，势在必行。

对一种治理工具的取舍，首先需要考虑其底层逻辑和运行机理。健康码通过采集个人身份信息、疫苗接种、核酸检测、场所等行程轨迹信息，集合大数据分析，对个人疫情传播风险进行画像，做出相关自动化决定，例如赋红码、弹窗等。基于这种数字工具的风险判定，进而管理主体采取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，如集中隔离、强制核酸检测、居家观察等。可见，健康码的底层技术是对社会成员的大数据监控，通过大规模、持续化、高强度的监测、评价和管控，进行风险防控。

技术只是健康码作为治理系统的要素之一；实际上，健康码作为治理工具，必然涉及到政府权力和个人权利的此长彼消。借助技术赋能，政府疫情风险管控能力大大提升，但这是以限缩个人权益和自由为对价的。健康码对个人进行全方位监控，处理大量涉及隐私的敏感个人信息，实施大数据分析及相应的风险判定，进而采取隔离、封锁等管控措施，无疑都对个人权益产生限制和克减。

从法理上看，对个人合法权益进行限缩克减的理由，来自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应急状态管理。在此状态下，疫情风险防控的公共利益之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；为公共利益让渡部分个人权益，成为个人对共同体的道义责任和公民品德。